2011年5月14日 星期六

敬致中央通訊社信函20110514

敬啟者,

敝人為政大地政學系徐世榮教授,剛才觀看貴社記者之報導頗有感觸,因此冒昧寫這一封信,敬請海涵。

敝校學生會邀請王丹教授演講,講題為「大學生的社會參與」,敝校學生記者之報導如下(公布在政大首頁):


【校訊記者張硯卿報導】「大學生也是社會的一份子!」學生會14日上午舉辦高等教育論壇,邀請六四民主運動領袖王丹談「大學生的社會參與」。王丹除了分享在歐美求學時,所經歷的學生運動,也勉勵同學,「將大學當作行動、實踐的場所,在實踐中培養智慧。」
2001年4月,王丹在美國哈佛大學求學時,正好經歷當時的學潮。學生為了替藍領工人爭取提高最低工資,占領了校長室。運動從一開始只有40多人,到後來獲得更多學生、社會上的響應,擴展成大規模的學生運動。
「影響大到連課都停了!」王丹說,「很多教授連課都不上了。」學生的堅持、各界的聲援,讓學校的態度由一開始的強硬轉為退讓。最後,學校和學生達成共識,接受部分的學生意見。在討論工人薪資的委員會上,學校也首次納入學生代表。
「他們關切的不只是自己的利益,而是藍領工人的利益。」王丹表示,親身體驗哈佛的學生運動,給他很多啟發。他注意到,在民主發展相對成熟的西方社會,學生運動著力點已經從政治議題轉移到社會正義的層面。
身為六四民運領袖,王丹認為,大學中的學習不應只在課堂、課本上。因為學生不只是學生,「大學生也是社會的一份子。」他期許台灣的學生把眼光放得更遠,進一步去關心各種社會議題、人權問題,並付諸行動,「學習在實踐中培養智慧。」
已經在台灣任教多個學期,王丹指出,現在台灣人人都可以上大學,「但什麼是大學呢?」他觀察,歐美國家的大學,以培養人為出發點,「台灣的教育卻培養出許多技術人才。」
「大學的意義已經變質了。」王丹認為,聰明與智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,現在的教育都只致力於培養聰明的人,「是教育很大的問題。」他認為,台灣應將教育政策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級,「否則台灣會拿不出和國際競爭的條件。」
王丹也主張,在大學裡「什麼樣的觀點都應該有所交流」,因為先有了思想解放,才可能有進步。他期許同學們將知識化為具體的行動,積極參與社會議題、公共政策的討論,「將大學當作行動、實踐的場所。」


相對地,貴社魏小姐之報導如下:


(中央社記者魏紜鈴台北14日電)中國大陸民運人士王丹今天表示,台灣教育是最有機會能與國際競爭的籌碼,台灣執政者應將教育拉至國安層級。
王丹上午出席政治大學學生會舉辦的高等教育論壇,主講「大學生的社會參與」。
對於台灣幾乎人人都可上大學的現況,王丹認為,學生讀大學不應只想成為進入職場的敲門磚,應提供自己培養成全方面人格的發展機會,讓大學成為實踐與行動場所。
現場有學生提問,台灣應如何在國際上受到尊重?王丹反問,台灣憑什麼讓國際尊重?論軍事、經濟,似乎都稍嫌勉強。他說,台灣唯有靠教育才有機會,使台灣特殊的生活文化基礎成為亞洲教育的聚合點,讓台灣成為亞洲國家的羨慕之地。「台灣執政者應將教育拉升到國家安全層級,否則台灣會越難拿出能與國際競爭的條件。」
談及台灣教育師資培養文化,王丹忍不住抱怨台灣師資待遇差。他說,他在大學擔任兼課教授,扣除交通費平均時薪僅3到5美元,「這樣真的像被剝削,還不如到街上要飯?」
政府若沒有改善教育,學生該如何努力?王丹說,他觀察到台灣因是海島國家,台灣學生多只關注國內事件,「和台灣人聊不到10句,就一定會聊回台灣。」相較與外國大學生談的話題,就會關注國際事務。
王丹認為,台灣學生可花長時間鎖定關注1個國家,對陌生文化深入了解,培養國際眼光的立足點。他更強調,培養外語能力是最基本也非常重要,「能否熟練掌握語言,決定掌握西方文化的能力。」
另外,王丹也認為,兩岸的距離差在「文明」。即便中國大陸經濟崛起,但中國整體社會並非正常發展,台灣相對正常,像他對之前台灣澎湖博弈公投就非常感動,「當人權與經濟觀點衝突時,就考驗人類自我的權衡。」1000514


王丹教授之演講題目為「大學生的社會參與」,兩相比較這二篇報導,敝人深以為貴社魏小姐之報導似偏離了主題,頗讓人遺憾!敝人也將保留這二篇報導,當成敝人未來教學之所用。以上,敬祝

編安


徐世榮
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

看天田 看官田

驚聞苗栗大埔處理方案又生變,吳敦義院長對於農民的承諾再度跳票。

長期以來,我國實施的是不均衡發展策略,政策上重工業、輕農業,重都市、輕農村,這使得農業及農村不斷地成為被剝削的對象。以水及土地為例,它們是農業生產的重要資源,但只要是工業所需,皆可以被犧牲。近日台灣嚴重缺水,農業用水卻大量被移撥作為工業使用,使得農田必須休廢耕,那些原本應捍衛農民權益的農田水利會竟然是調撥農業用水的主角,角色之錯亂讓人訝異。

再以土地視之,都市邊緣的農田成為地方政府及土地炒作者覬覦的對象,政府在嚴重財政赤字的情況下,編製了許多美麗的謊言,每每以促進經濟成長及提高就業機會為藉口,輕易祭出嚴峻的土地徵收手段,剝奪農民的生存權及財產權,苗栗大埔、灣寶,新竹璞玉、二重埔、芎林,及后里中科三期、二林中科四期皆是例子。

這樣的不均衡發展造成了台灣社會的階級分化,也給農村帶來了許多嚴重的問題。但是,在以成長為主導的意識形態下,這些問題被棄之一旁,因為地方政府已經與派系、財團、建商及其他地方菁英共同構築了一個霸權聯盟,它如同怪獸一般,不斷地吞噬農地及農村。另一方面,從威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偏頗制度並未因解嚴而有根本的變革,若以土地徵收為例,事實上它對於人民權益的侵害更是變本加厲。

如何破除意識形態的迷思、霸權的宰制,及不當制度的凌遲,將是農民告別悲情、重獲笑顏的關鍵;而經由一次又一次來自於民間社會的公民運動,才是達成目標的途徑。

發表於自由時報《澄社評論》專欄,2011/5/13,A21。